马云虚拟货币（马云算不算是捅了中国金融的“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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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源于思想和利益的碰撞
上周在上海举办的2020年外滩金融峰会可谓贵宾云集，席间阿里巴巴前主席马云先生关于中国金融的“非专业”人士批判振聋发聩，引起了金融圈激烈思考碰撞。所谓的“当铺思维”、“无系统风险”、“过度接轨国际标准”等等提法都一度冲上金融资讯热搜。不仅提法新颖大胆，而且马先生甚至对中国金融的实践性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基于数字化货币应当缓标准，重实践探索。
这是一个有实力提出金融“非专业”人士看法的实践派商业人士，在中国金融的一线这些人始终是被金融依赖的人，而非依赖金融本身。他们的格局认知、战略思考以及实践反馈都远远比普通人的层次要高上许多。很多人的争议点在于马云提出看法的时间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旗下的金融独角兽蚂蚁金服长期扮演了冲击传统金融的角色，而此时正值蚂蚁金服的天量IPO关口，因此大部分人认为他的提法是为了蚂蚁金服的上市造势站台。
不可否认这种因素的存在，但是基于金融本身的探讨意义，其实马云比谁都更像一个革新者，早在支付宝成立之初，马云就曾经豪言：如果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改变银行。彼时在人们看来的异想天开和众说纷纭，冷静之下审视却是真正的布局战略和敏锐应用才是实干家的底气。
马云从来都不是一个理论派探讨者，是真正着眼中国产业最前线的实践派，如果他提出的看法和格局只是针对当下金融的弊病批判，实际上并不会引发如此剧烈的社会效应，相反人们对于未来趋势更感兴趣。
未来是一个具备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和机遇共存的实践逻辑，人们总是本能的思考过去、掌控当下以及渴望未来，当马先生提出以未来定义中国金融新标准时，他的格局就不再是“小小的蚂蚁金服”，而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判断和推动，这才是外滩金融思考风暴真正的中心点！
马云捅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马蜂窝”，而是一个关于中国未来金融格局走向的大命题！
一、新与旧的碰撞——没有对错，只有改变
关于存量金融模式以及其外延的功能定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对错可言。造成当下这些困境难以理解的原因，在当初恰恰是中国金融最可靠的功能展现，包括抵押品制度以及供给优秀企业制度，这些东西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充当了中国经济保护伞的作用，很好的起到了维护整体金融生态稳步发展的作用。然而今时今日，这些事物显然已经不再适合匹配中国经济的更高水平述求，开放探讨也同样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中国金融从来都没有什么对错之分，问题只在于时空条件下的环境改变。
首先是中国宏观经济架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个贫弱的市场经济转制起步国家迎头迈向深度市场经济探索国家，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市场容量和质量的双重变化，同时还带来了丰富的金融诉求延伸和发展，传统金融匹配度必然需要跟随时代节奏来进入新的角色，同时对于金融产品的普及内容也会形成新的引导，这是新旧金融理论碰撞的大背景，也是探索金融进步的唯一途径。
其次在于金融基础进化带来的非常复杂的效应，在中国实际探索的过程中融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努力形成自我的内容，基于需要带来许多形态学上的改变，比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货币流动性策略和当下的货币流动性策略就完全是两个概念上的理解，金融体系在此间以自我发展来应对宏观经济内容的主导在加快，然而本质上的体制保守和风险等级相对谨慎导致了流转速率呈现低效率运作，这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矛盾所在。
其三在于中国人的实践市场主义基本上是以借鉴经验和自身摸索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的，而对于本土化金融的理解不够自我，同时在新的条件下西方金融理论的弊端始终处在游离辩证之外，形成本土化和国际化力量的相互消耗和博弈，难以形成真正的融合实践，这是终端市场化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相对宏观的金融新旧要素碰撞在不同历史进程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社会化效果，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推动中国金融始终走在路上的核心驱动力量。但是由于中国体制上的审慎稳定带来了效率推动的相对保守，因此中国金融如何匹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这是需要得到答案的地方，也是马云先生提出质疑的观点所在！
二、中国金融始终在适应：周期、形态、内容以及效率
适应内容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难得部分，尤其是涉及到大国体量经济的转圜和融合上，如何寻找一条切实可行又符合自身逻辑的发展道路？如何适应不同周期、不同形态、不同内容以及不同效率之间的层次市场需求？如何把握风险和机遇的时代矛盾？如何解决效率和质量的经济担当问题？这些都是一国金融需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自我要求的促进逻辑。
中国金融发展这几十年到底是怎么面对这些市场拷问给出答案的？
中国金融的传统之路目前看是基于宏观稳妥为出发点，适度释放金融节奏为调控手段，以市场终端需求为抓手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形成是过去中国金融借鉴国外风险防御和自我内容探索来展开的一种均衡行业发展思路，是国际化和本土化一定程度博弈后的产物。
在过去这种相对不开放的资本项逻辑很好的帮助中国市场转圜了风险和机遇的匹配度，以相对稳健的姿态来推动中国经济效率提升，就是这样也没挡住中国市场经济的爆发能量，因为彼时的中国人赢在了起跑线上，虽然市场经济层次不高，但胜在主动效率爆棚，经验也是站在西方教训的基础上，这样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先手完善阶段的需求布局的。
因此过去的金融听惯了“好话”，长期以往就认为大国金融的稳妥是第一要务，但其实金融的本质不是稳妥，是妥善解决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匹配效率问题，是共同帮扶产业发展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以过去的成绩沾沾自喜。在周期、形态、内容和效率要求上，我们的金融发展需要跟上时代速度，更重要得是要跟上中国经济的速度，如果出现脱节甚至是迟滞，那显然是有大问题的！
目前看大的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周期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非常具备矛盾的局面，我们的经济面临换挡爬坡的吃劲期，而外部主导则受多方要素影响走向抑制性低迷，如果我们这种内外受压的格局下，金融效率不能够给予积极市场足够大的容存空间，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下出现生存危机，则中国经济极其容易出现断档滑坡。
这是当下中国金融首要之革新要点，我们需要一切围绕这个核心市场矛盾来解决问题。
三、关于“当铺”、“系统”、“国际标准”以及宽泛意义上的“金融实践”
在整个金融体制讨论上，马云先生的发言固然有他站在企业家角度和金融供给者角度的思维，但就事论事，中国金融这些年的发展确实是稳妥有功而灵活不足。
金融是个极其讲究效率的领域，所有围绕资本要素形成的体制内容、市场层次以及意图战略都和效率配给息息相关。
当中国经济这块“蛋糕”一开始做的时候，金融介入可能可以慢一点压一点，可当我们的体量耀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容量时，金融资本的要求显然就不可以这么缺乏适应。
关于“当铺思维”其本质上是过去中国金融缺乏信用估值体系下的一种非常正常的金融发展思路，用抵押品作为信用资产来维护金融稳定，这在缺乏破产保护和不良率高企的经济探索期是非常重要的体制安排。但它本身确实存在比较大的漏洞，那就是僵化运用尤其是大规模僵化套用出现时，很容易带来供给逻辑上的反向，也就是马先生说得让大型企业吃到吐还要喂到嘴边，而那些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却明显无法得到扶持。在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性的分配难点，如何界定企业融资需求的合理度？如果无法彻底评定供需质量，而一味以抵押物的资产价值作为担保逻辑，这实际上很容易陷入僵化极端。
当然批判“当铺思维”的核心应该是这种体制现状下的相对应用，而不是否定金融安全的重要性，金融稳定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放松。马先生所提倡的“中国信用估值体系”的建立在中国尚处于摸索阶段，因为普及层次相对不深并不能在当下走到“担保物体系”的相反佐证面。虽然这确实是新金融的明显特征之一，但基于博弈价值的转化仍需要市场给予证明。我认为这个节点上更适宜双管齐下，在基础层级的普惠金融层面仍需谨慎处理供给，以防部门指标失去稳定；而在企业和产业层级上适用于相对效率较高的信用评估体系，用以舒缓大规模融资需求和维护市场对接创新内容布局。恰当仍是中国金融的主旋律，激进风险和保守风险对于转型优化结构下的中国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对于“无系统统筹”的问题，相关矛盾主要集中在实践协调上，过去我们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以银行体系为依托，而且是以体制银行为主，商业银行较少。因此在金融进步的过程中参照了太多人为主导的因素缺乏市场主导的勇气。当后续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态势广泛普及之后，这种体制性的协调就显得很臃肿且效率低下，特别是涉及到多资产评估的标准时，往往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建立统一的项目评估体系和执行策略，这导致了金融层次的破碎。协调的问题仍然是体系建设的问题，也是人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不好说得像那么极端，实质上中国金融不是没有系统，而是缺乏协调和统一标准，整个传统金融无法带着互联网金融那般的态度去面对利益群体，造成了各自割裂无法形成规范，因而对于风险和机遇的判断也会出现矛盾和争议。
另外关于“国际标准化”问题，这和中国金融产业的起点有关。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主导的过程中，我们缺乏一种内生的金融原始阶段，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背景下我们只能透过相对先进的高标准的国际金融来实现金融的有效运转和推动，因而很多时候在所谓“填补空白”上广泛借鉴西方经验，并以实现有效验证为落脚点来展开金融探索，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当中国金融走向相对独特的本土化过程融合后，形成的效用和影响力往往和西方资本金融实践并不完全一致，这就带来了新的标准化的问题：在当下这个高度上对于标准是我们坚持自我定义的价值更高，还是继续以西方作为高标准价值兼容并蓄？
最后就是宽泛意义上的金融实践探讨问题，复杂多变且细致化的市场环境给现代金融实践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包括负利率极致、货币流动性供给、债务泛滥、金融监管治理维护等等非传统问题都在刷新人们对于金融实践的理解。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只能以未来作为金融引导来实现功能最大化，以化解传统和创新之间谁来推动的问题，而在此要求下我们更多的金融实践思维需要真正经历新一轮“思想解放”，否则何以未来？
四、中国存量金融改革的痛点——立意高远尚需脚踏实际
中国金融如果真要直面上述问题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在格局和基础上各自权衡利弊，努力坚持改革开放不放手，透过深度认知和实践来改变痛点，迎接复杂深刻的内外部局面，最终找到自我定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中国金融的“未来”！
目前看存量改革的社会化大讨论涉及中国经济内容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如此庞大体量经济体制的升级转型案例史无前例，加上存量改革抑制的阻力始终存在，中国金融作为整体经济协调要素存在仍需清醒得认知行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
不仅要在行业发展上认清现实，还需要立足长远来实现价值，这是存量改革最难做的地方。很多年以来上述马云式探讨也不是没有过，但往往都发于理论而散于实践，真正透过改革深入来介入金融定义的内容寥寥无几。
一方面是金融确实涉及市场体制的方方面面，权衡和佐证都需要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改革开放往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和现实产业贴合度不够融洽，因而显得阻力重重。
中国宏观经济内容往往过于强调格局和战略，而对微端内容关注不足，或者说容易脱离现实去谈理想，但理想的实现并不是透过口号来形成市场影响力的，而是确确实实的市场博弈或者是利益碰撞，深刻的金融改革必须着眼于中国当下的实际，必须要接触产业前沿和参与者的思考。
中国存量金融改革的痛点就是要切实抓住市场矛盾，解决市场争端，寻求最大优化，证明未来价值。真正直击痛点的改革才是真改革，真正把握未来趋势的开放才是真开放。马云式的金融“非专业”人士意见往往正是中国金融适用最前沿的那些人的思考和针对，如果无法回答马云自下而上式质疑，则中国金融的自我矛盾和外部应用都很难适应社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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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人最应该转换得是思维，而不是其他。我们似乎总是规划很美好，但落地轻如毛。这里面固然有体制层次递进的抑制关系，但如果整体生态呈现的效果远远不及预期，那么显然问题就是出在人身上。无论是“当铺主义”、“无系统统筹”还是“标准化”的问题，改革的着重点还是在人，管理者、参与者乃至于金融受益者都需要意识到当前中国金融的思考是相当匮乏且缺乏博弈勇气的，改变仍需深度贯彻市场肌理。
风险和机遇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优势和弊端很可能也始终相随，真正应该稳妥处理这些改革议题的关键就是中国人勇于承担的自我改革和对外开放，用相互博弈来佐证究竟什么才是中国金融事宜的道路。
五、马云式探讨的外延意义：对于未来至关重要，但远不止于此
虽然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年年都举办，但是说句实话像今年这样引发广泛而深刻探讨的议题并不多，这也昭示着中国金融的关注度在中国社会大大提升了。为什么人们关注金融？因为金融和人人相关！以前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实践之前没有所谓的资产财富概念，而伴随着金融观念的普及和发展，人们开始逐步了解金融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当中国经济体量不断迈进的节奏下，这种金融思考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
而对于如同马云先生这般深刻的企业家而言，金融无外乎两种属性：功能和市场。前者为我所用，后者所用为我，当然这个“我”是分大小我的。其实金融的本质就是社会公共服务和自我内容发展两个方向，对于探讨金融我们更多应该把目光聚焦于此。
至于形态、标准、内容以及战略，金融对于国家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在变化的变化中我们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行，而是探索实践下宝贵的反馈和经验，
马云作为产业前沿企业家，显然他的触觉和眼界远比普通人对金融的理解层次要高得多，他提出的议题尽管有自身所处位置的理解，但这并不妨碍金融改革开放的议题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核心，因为这不仅和马云有关，比特币行情和国家经济战略有关，还和你我的“钱袋子”息息相关。因此金融大探讨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
实际上停留在未来风口探讨层面还是不够，更应该着眼作为实践探索内容来勾绘整个中国高质量金融体系建设的推动。当下的中国金融尚存多方乱象，无论是人为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都不足以透过非常合理的逻辑来精细化管理，这些问题本质上并不是我们愿意解决，而是关于核心的矛盾始终需要在探索中一步步来。
马云式探讨在中国还是太少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更多得对中国金融改善提出更多内容的反馈，毕竟他们的影响力远比普通大众更加具备话语权。如果连他们都无法窥视中国金融的未来，那么中国经济的实践要依赖什么来把握现在？
我们不要过多聚焦争议于本身，更多得是从争议博弈中取得共识，而未来是中国金融乃至中国经济唯一的“共识”，面对共识我们当下应该做什么？这才是眼下外滩金融峰会所传达出来的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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